严清华｜武汉大学的校名由来及其倡办经历

众所周知，“国立武汉大学”校名的正式启用，始于1928年，是由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命的名；但尘封百余年的大量文献史料表明，在此之前武汉大学校名即已被先期使用，并有过近20年艰难曲折的三段倡办经历。

笔者曾于2008年与自己当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杜长征发文，谈及辛亥革命后不久广东道尹王韬庵即明确表示，他们所倡议设立的学校就叫“武汉大学”，并说这是我们当时见到的最早使用“武汉大学”名称的倡议，时间大约是1912年或1913年［1］。这是就中文所使用的“武汉大学”名称而言的，其实在辛亥革命前的清末时期，“武汉大学”即以英文“Wuhan University”形式见诸报端。

（一） 源自“联合大学建议”

追溯起来，中国的新式高等教育发轫于清末，肇始于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教会大学起先以文会馆、书院、学院等形式出现，如齐鲁大学的前身登州文会馆、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学院等，后逐渐出现直接以大学和大学堂命名的大学，如东吴大学堂、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1904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首次将“大学堂”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但直到1910年，中国自己所开办的也只有三所公立大学堂，分别为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清末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是教会成为创办新型大学的主体。“联合大学建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英美传教士所提出来的。

1907年，为纪念马礼逊传教士首次来华传教100周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盛大的教务“百年大会”。会上，担任会议教育组主席的上海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一所“联合基督教大学”（Union Christian University）的建议［2］。与此同时，《教务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 《关于联合大学建议》（Suggestions Regarding a Union University，以下简称“建议”）的专题报告。针对当时中国仅有一些一般性院校培养基础性专业人才的现状，“建议”认为此时中国急需创办一所在规格上高于已有大学的标杆性“联合大学”，培养医学、法律、神学、牙科和各类科学技术高层次人才。创建这所大学的资金规模，保守估算至少需要1000万美金或200万英镑；这笔巨额资金教会无法承担，只能面向社会进行募集；操作模式是通过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任命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常设委员会，以及在中国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资金的筹集及管理。从“Wuhan University”校名使用的渊源上看，“建议”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关于拟办“联合大学”的选址问题，亦即将该大学办在何处的问题，这就引出了建议者们对“武汉”的关注。“建议”中提出了四个候选之地，分别为北京、上海、汉口和南京，理由为“北京是政治大都市，上海是商业大都市，汉口是地理中心，而南京也有几个优势。”［3］这里已明确将汉口列入四个候选地范围之内。

该“建议”提出不久，《教务杂志》又刊载了一篇题为《联合大学》（A Union University）的文章，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在选址问题上，该文倾向性地将武昌列为首选之地。文中较为突出地提到了英国伦敦会驻汉阳牧师富士德提出的选址建议，认为他“基于英国教育制度提出的建议特别适用于武昌的情况”［4］。

继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百年大会之后，“联合大学建议”在英国保守党著名领袖索尔兹伯里之子威廉·塞西尔的有力主持与积极推动下，逐渐开始紧锣密鼓地付诸行动。威廉·塞西尔时任哈特菲尔德大学校长，在英美牧师界享有颇高声望。他于1907年到上海参加完“百年大会”回英国后，立即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著名高校发表演讲和进行游说，不久就在英国成立了一个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高校有关专家和权威人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

为了获得英美教会的广泛支持，“联合大学建议”于1909年提交并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第六次年会进行讨论。会上虽然存在部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但大多数参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联合大学建议”，认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应该欣然接受威廉·塞西尔勋爵提出的计划”［5］，该计划的决议草案经修订后最终获得通过。同年，受伦敦联合委员会的派遣，威廉·塞西尔携夫人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南京、汉口、武昌、北京、天津、沈阳以及长沙、宜昌等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考察期间，威廉·塞西尔专门拜访了曾在武汉大兴实业和开办新式教育的清廷重臣张之洞，据称张之洞“同意了这个计划，并建议汉口作为一个合适的中心”［6］。此次考察之后，倡办者们很快就将拟办联合大学的校址选在了武汉。倡办者们此时看中的不仅是武汉地处中国中心所具有的独特地理优势，更主要的是由于此时的武汉在张之洞长期举办新式教育的努力下，已积淀了相当丰厚的新式教育资源。

正是在“建议”获得协会表决通过和威廉·塞西尔考察确定选址之后，联合大学的具体推进工作很快就落实到了武汉传教士的手上，于是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具体实施传教士们拟办联合大学的“武汉大学计划”。

（二） 引出“武汉大学计划”

1910年5月24日，《字林西报》登载了一篇透露“武汉大学计划”信息的简短报道，称鲁茨（Bishop Roots）将赴爱丁堡参加世界传教大会；他是武汉大学计划地方委员会的官方代表；威廉·塞西尔勋爵为武汉大学计划的组织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将与英国和美国的该项目领导人举行会谈［7］。该报道称，此报道的来源是《汉口每日新闻》5月20日的报道。

上述这篇简短的报道至少透露了如下五条与“武汉大学”相关的信息：

第一，该报道中明确使用了“武汉大学”的英文名称，即Wu Han University，这是我们迄今所见最早以英文形式使用“武汉大学”这一名称的报道。若如此，那么武汉大学英文名称最早见诸报端的时间，应该是该报所援引的《汉口每日新闻》进行报道的1910年5月20日，这天就应该被视为武汉大学英文名称的诞生日。

第二，该报道首次透露“武汉大学计划”（Wu Han University Scheme），意味着此时的“武汉大学”已不是徒立虚名，仅仅停留在建议的层面，而是要通过制订具体计划进入实实在在地操作与实施的倡办阶段。

第三，已成立一个“地方委员会”（Local Committee）的机构，亦即不仅有了倡办武汉大学的计划，而且已建立了付诸实施的组织机构。

第四，为这个“计划”的组织付出很多努力的是前述拟办“联合大学”的实际主持人与有力推动者威廉·塞西尔，他是指导武汉大学计划制订与实施的组织者。

第五，著名主教鲁茨是实施武汉大学计划的重要代表人物，意味着这个计划将由他来具体实施。

这篇简短的报道中并未说明“武汉大学计划”是在落实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联合大学建议”，但从其内容及相关信息可知：第一，这个计划的组织者就是“联合大学建议”提出后的实际主持人与有力推动者威廉·塞西尔；第二，该报道显示已成立一个“武汉大学计划地方委员会”，这一组织机构正与前述“联合大学建议”中所设计的在伦敦成立的常设委员会，即威廉·塞西尔在英国组织成立的联合委员会相匹配，属于地方性的专门委员会，即相当于教会设置在伦敦的委员会总部在武汉设立的分支机构或执行部门；第三，1910年2月底威廉·塞西尔在英国举行过一次重要的小型会议，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明确提出一项计划”［9］，3月17日在市长官邸又举行过一次小型会议进一步进行了讨论。紧随其后的5月20日，即出现了涉及“武汉大学计划”在媒体上的正式报道。由此可以大胆地推断：“武汉大学计划”就是“联合大学建议”的具体化，是为“联合大学建议”进入实际推进与具体实施阶段而制订的行动方案。

就在《字林西报》简短报道“武汉大学计划”消息的当天，即1910年5月24日，署名为“武汉大学委员会秘书长”（ C. H. Secretary， Wu-Han University Committee）的英国伦敦会驻汉口牧师施伯珩致函《字林西报》编辑。该函以武汉大学委员会秘书长署名方式公开发表，相当于“武汉大学计划”消息通过正规的组织程序与媒体渠道实现对外的正式发布。该函主要通报了在武汉设立联合大学的进展情况，包括已聘任两位教授。该函明确将“武汉大学计划”与“联合大学计划”全然对接起来，称该计划今后将被称为“联合大学计划”；函中明确表示鲁茨主教已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委员会主席；并表示非常希望这所新大学建立在强有力的国际基础上［10］，表明是要建立一所高标准、高规格并具有国际水准的新型现代大学。

以上《字林西报》的简短报道及“武汉大学委员会秘书长”致函《字林西报》的时间，均为1910年5月24日，再加上《字林西报》称其简短报道源自《汉口每日新闻》5月20日的报道，由此可以看出1910年5月20日和24日这两天对于“武汉大学”英文名称的确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时不仅首现“武汉大学”英文名称，而且还透露出“武汉大学计划”的消息，以及“武汉大学委员会”这一组织机构及其主席、秘书长等履职信息，还包括已开始聘任教师等，表明武汉大学倡办之事已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地实实在在开展起来。

此后，1910年下半年及1911年接着又陆续出现几则相关信息，披露了上述计划的推进情况。如1910年9月20日汉阳牧师富士德致函《字林西报》，重点通报了在英国伦敦组建联合委员会的情况［11］；1910年12月《教务杂志》刊载了一篇报道，其标题为《武汉大学计划》，通报了威廉·塞西尔等为推进武汉大学计划，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受到了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等众多著名大学非常热情的接待，以及这些大学的校长均表示愿意在联合委员会任职等方面的情况［12］；1911年8月26日英文刊物《中国国家评论》刊载了一篇报道，其标题为《武汉大学》，通报了英国人力图通过在中国创办现代大学方式对中国进行补偿的心态，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将在教育资源上给予大力支持的相关情况等［13］。

以上这些消息均表明，“武汉大学计划”正在威廉·塞西尔等英美热衷传教事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张旗鼓地向前推进。

（三） 止于经费筹措未果

要创办一所高标准、高规格的新型现代大学，理所当然需要一笔巨额资金，按照当初预算，其额度至少要1000万美元或200万英镑。按晚清汇率换算，大约为当时中国的800万两官银，相当于慈禧耗时九年修建颐和园的全部花费。

资金筹措的启动大约始于1910年2月，此时逐渐透露出公开呼吁筹集资金的信息，当时预算先筹集5万英镑，五年内再筹集20万英镑作为捐赠基金［9］。

到了1911年11月，进一步传出了预告捐款的消息。据路透社报道，拟建大学的发起人发表了一封呼吁捐款 25 万英镑的信，希望在英国筹集一半，另一半在美国筹集。为此，《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占据两个栏目的广告，解释了该计划的目的、重要性及意义［14］，算是正式拉开了公开招募捐赠的序幕。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给传教士倡办武汉大学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1912年开始倡办活动基本处于停滞观望状态，资金筹措理所当然也就无从开展。1913年5月，报纸上出现了拟办大学创办经费筹措不太乐观的报道。据称，在筹集建立和资助大学的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整个提案似乎可能会被放弃。原因在于原本商定经费是由英美两国共同承担的，但后来美国集团宣布退出，大学只能在英国的赞助下建立，而英国虽然成立了强有力的委员会，但似乎并未募集到创办大学所需的资金，因而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报道也同时宣称已收到一位国会议员2000英镑的捐赠［15］。这是迄今所见文献史料中唯一一次数额极其有限的捐款报道。

如果说1913年倡办者们对于筹措经费还抱有些许希望并竭力继续争取的话，那么到了1914年情形进一步恶化，迫使他们不得不无奈地放弃初衷。这一年的最大历史事件是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3月8日，一份名为《侨报》的英文报纸以《中国大学计划在英国失败》为题进行了报道，称“威廉·塞西尔勋爵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宣布，中国中央大学的计划几乎没有得到认可，已经到了取消的地步”［16］。这实际上等于以委婉的词语、无奈地正式宣告了对该计划的放弃。

从1907年算起，前后历时七年时间，英美传教士试图在中国创办联合大学并进而尝试实施“武汉大学计划”的这次努力最终化为泡影。

大约在1912年英美传教士倡办Wuhan University处于停滞观望状态并即将予以放弃之际，一批辛亥革命志士为了纪念武昌首义之功，提出了国人自己筹办“武汉大学”的倡议，并进行了前后共五年时间的不懈努力而最终取得一大阶段性成果。

（一） 王韬庵首倡“设立武汉大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之后，王韬庵首次提出了由国人自己“设立武汉大学”的建议。1916年出任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首任校长的汪济舟，在为该校同学录所写的《本校成立始末记》中曾对这一情况予以追忆。他说：“斯校之成，非成于始成之日，其所由来者久矣。盖自武昌首义，翦清室，建共和，都人士即谋所以纪大功者，于是前广东道尹王君韬庵议曰：清室取亡之道多端，而阶之厉者实收回川汉铁路也。今幸大功告成，即以米厘公股设立武汉大学。鉴彼祸端，宏我多士，不亦善乎？众曰：可。”“方是时，此款已归交通部掌握。赖王君力争，始拨息金筹办。事基甫定而王君中道殁于粤东。”［17］（P29）这段追忆，当然是针对1916年创办的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的缘起而言的，该校于1923年更名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6年并入两年后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但这段记忆却再现了王韬庵首倡“设立武汉大学”的大致过程与基本情形，是目前所见关于辛亥革命志士首倡建立武汉大学的最具权威性的记载。

这段记载至少透露出如下六条与武汉大学相关的重要信息：

第一，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成立之事由来已久，当初原本所要创办的学校就叫“武汉大学”；

第二，倡办武汉大学的缘起与武昌首义关系至为密切，其倡办主体是一批首义之都的仁人志士，主旨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成功，借鉴清室灭亡教训，弘扬众多革命党人无尚荣光的革命精神；

第三，最先提出“设立武汉大学”的是广东道尹王韬庵，也就是说王韬庵是辛亥革命志士中建议创办武汉大学的首倡之人，理所当然地，他也是继英美传教士们以英文形式提出“Wuhan University”之后，以中文表达方式提出“武汉大学”名称的第一人；

第四，清政府收回川汉铁路造成极大祸端，张之洞督鄂之后为建造川汉、粤汉铁路所征收的湖北米厘公股款项应该用来建设武汉大学；

第五，湖北米厘公股这笔资金由中华民国交通部所掌握，经王韬庵大力争取，已获准拨付息金筹办武汉大学；

第六，此事刚确定不久，王韬庵在广东东部道尹任内去世了。

这里涉及一位关键人物，就是王韬庵。王韬庵是武昌起义的积极参与者，1911年10月，可能因为他之前曾担任过安徽特派视察官，故负责组织发动安徽武装起义的武焜南携他赴安庆会见抚台朱家宝，劝其树起独立大旗。设立武汉大学的倡议之所以由他率先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经历和声望密切相关。他曾自费东渡日本法政大学留学，毕业后滞留东京三年，担任过中国留学生总会馆干事、总干事，以及留日湖北教育会会长；他长期从政为官，先后担任过知府、江苏候补道、广东潮循道尹，积累了大量留学校友以及教育界和政界的人脉资源。加之他翻译过日本著名教授的专著，对大学教育堪称情有独钟并极具敏感性与认知度，因而由他首先提出设立武汉大学也并非难以理解。至于他提出拟设立的大学为什么叫“武汉大学”而非其他别的什么名称，这恐怕与英美传教士们前此提出的“Wuhan University”这一英文名称不无关系。一方面，英美传教士此时已将试图在武汉倡办的大学称之为武汉大学，作为关注在武汉创办大学的辛亥革命志士们，对此情况势必有所了解；另一方面，正如英文中的许多词汇或用语大都先由日语翻译成汉字转而传入中国这一现象一样，传教士们提出的“Wuhan University”这一英文名称，实际上在国人使用之前就由日本驻汉口总领事翻译成了日文汉字“武漢大學”。王韬庵因有过游学和滞留日本的经历，故很可能对英文译成日文的“武汉大学”一词并不陌生。他提出设立武汉大学的倡议之所以得到众多辛亥革命志士的拥护，根本原因在于其初衷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反映了首义之都广大仁人志士的共同愿望与一致呼声。

王韬庵提出“设立武汉大学”的具体时间为1912年。据汪济舟校长追忆，他1916年出任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时，“去创议之初，已阅五载矣”［17］（P29），从1916年往前推算第五个年头即为1912年；1920年《神州日报》曾发表过一则消息，称“武汉大学倡办于民国元年”［18］，民国元年即1912年；《盛京时报》曾刊载过一则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务院纪事”，称“教育部呈拟令武汉大学发启人等将性质规程送部核办”［19］，这是“武汉大学”这一名称迄今所见最早以中文形式公开出现并以官方纪要方式正式发布的信息，该信息刊载的时间为1912年9月4日，若再无新的文献史料发现，这一天应为“武汉大学”中文名称的公开诞生日。

王韬庵除率先提出设立武汉大学的建议外，按照汪济舟校长的追忆，他还争取到了倡办武汉大学的建设资金。如前所述，王韬庵建议使用的资金源自张之洞督鄂后为建造川汉、粤汉铁路湖北所征收的米厘公股款项，实际上这笔款项前清邮传部即已奏定，用于地方的公用事业。而投入教育领域筹办大学正好是一项最有理由称之为“公用事业”的建设项目，因而对于王韬庵等人来说，使用这笔资金设立武汉大学有理有据，是最有可能争取到政府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王韬庵之所以能够争取到这笔资金，应该还是与他在中国政界和教育界积攒下的大量优厚人脉资源不无关系。他这方面的人脉资源大体来自两个群体：一为本身即为倡办武汉大学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群体，如曾为他的两部译著“署检”或“署签”，辛亥革命后出任湖北省议会副议长、国会众议院议员，与他既为湖北松滋老乡又同姓、同辈的王运孚（字铁公），即属此类人物；再一类人物为他留日母校日本法政大学的校友群体，如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内务部次长（代总长）居正，法制局长宋教仁，民国初年先任教育部次长、后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汤化龙、朱执信、沈钧儒等，即属这类人物。在政界和教育界拥有如此广泛、优厚的人脉资源，由他出面争取到本已由前清奏定的专项资金资助筹办武汉大学，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王韬庵争取到筹办武汉大学的建设资金实际上是在他病故的前一年即1914年4月，才获得正式批文的。正式批文的基本内容为：“武汉大学前经士绅议定，以汉粤川铁路鄂省公股米捐项下共银一百三十三万五千余两，又钱四十三万五千余串，充作大学基本金；以每年约得息金十三万余元为常年经费；以民国元、二年应得息金约二十六万元，充开办及建筑校舍之用；以将来红润所得，充改良之需。”这里涉及资金总额及分项使用说明，是经武汉大学倡办者们“议定”后提出的建议或申请，核心是希望将汉粤川铁路鄂省米捐公股款项全数拨充武汉大学基本金。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在批转呈报大总统时，对“全数拨充”予以否定，理由是此款项虽经前清邮传部奏定用于鄂省公共事业，但“鄂省幅员辽阔，地方公共事业不仅学务一端”，“全数拨充”“似与前清邮传部原案未符”；他们请示大总统提出的方案是“可否酌拨若干充武汉大学基金，将余存公股留备该省他项公共事业之用”。此方案得到了大总统“批准如所拟办理”的批复［20］。

就此批文来看，王韬庵争取到的资金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以汉粤川铁路鄂省米捐公股款项充作武汉大学基本金；第二，以该款项息金及红利作为武汉大学日常经费和建设及发展经费之用。但有三点却不甚明了：第一，汉粤川铁路鄂省米捐公股款项的总数按照倡办武汉大学士绅们提供的说法为白银133.5万余两，而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下达批文中的说法则是“现尚未全清厘”，也就是说，这笔款项的准确数额还有待查核，到底有多少还不清楚；第二，这笔款项不能“全数拨充”，只能酌拨若干，到底能拨多少尚未明确；第三，何时开始拨付，具体如何拨付，也未明示。这样看来，王韬庵争取到的这笔资金还只是停留在一个原则性认可或同意的批文上，只能说获得了资金来源的渠道与承诺，离资金的实际获得还有一定的距离。

万事开头难。对于武汉大学的倡办来说，王韬庵毕竟开了一个好头，他的功劳与贡献主要在于：他首次使用了“武汉大学”的中文名称；首次提出了国人自己设立武汉大学的建议；首次争觅到武汉大学建设资金的来源与承诺，为武汉大学进入实质性建设奠定了起始基础。

（二） 汤化龙等接续筹办

依据汪济舟校长的追忆，王韬庵争取到资金承诺后不久“殁于粤东”，接下来“复赖汤君济武、夏君仲膺、王君铁公、时君月阶、马君校田、周君荣青继起维持，始谋得以不坠”［17］（P29）。也就是说，继王韬庵之后接续推进武汉大学筹办的是汤济武等人。

汤济武即汤化龙，字济武，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后先后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北京国民政府众议院议长；1914年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1916年先后任众议院议长、内务总长。除汤济武外，其他几人也都是推动和参与武汉大学筹办的积极分子。从有关文献史料来看，至迟自1914年开始，汤化龙实际上即已成为筹办武汉大学的最有力推动者和实际主持人。此时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是汤化龙就任教育总长，直接掌管国家教育大权；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即湖北黄陂籍政府要员黎元洪，他对倡办武汉大学之事极为热心，一直给予大力支持。汤化龙任教育总长的这段时间（1914-05-01至1915-10-05），对于武汉大学的筹办而言绝对是一个极佳的时机。种种迹象表明，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武汉大学的筹办工作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的确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首先是倡办者们开会讨论，形成续办共识。最先提出续办建议的似乎是前已提及的夏寿康（字仲膺）等人，1914年8月即有报道称：“由旅京鄂人夏仲膺等提议维持，归部接续筹办”［21］；1915年夏寿康等人更是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即“旅京官绅周树模、夏寿康等，开最后会议，决定维持方法”［22］。这里提及的周树模亦为武汉大学倡办者中的一位重要成员。

其次是强化武汉大学筹备处的地位与作用。汤化龙就任教育总长之前，作为一个专门负责筹办武汉大学的组织机构“武汉大学筹备处”即已成立。这一机构的成立时间据载为1912年，但当时它似乎还不是经教育部批准备案的机构；汤化龙任教育总长后不久，情况就不同了。1914年7月15日，筹备处更换处长和推举职员，均通过正规程序如实呈报教育部并经批准备案［23］，表明这一机构至少在此时已具有较高规格，成为专职负责武汉大学筹办的教育部直属机构。

再次是汤化龙教育总长于1915年1月25日亲自发文“派本部秘书毕惠康赴鄂调查武汉大学筹备事宜”［24］。说是“调查”，真实意图应该非常明显，就是通过教育部派员赴鄂方式，敦促武汉大学筹备工作的开展。毕惠康赴鄂调查武汉大学筹备事宜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多家媒体均曾予以报道。

还有一大重要事项，就是针对武汉大学建设资金的来源问题，湖北巡按使（省长）于1915年1月发函交通部，咨请核查清算鄂路米捐公股这笔款项的确切情况。交通部当月即予复函，表示此款项的具体数额为80余万两［25］；后于7月底经交通部长签发的文件中又正式对外公布了该款项查核的具体数额，为81万余两（折合银圆为115.9万余元）［26］。这一数额比原先倡办武汉大学士绅们提供的133万余两少了一大截；而且拿出多少充作武汉大学的基本金也仍未明确。不过总算查清了这笔款项的准确数额，将武汉大学争取资金资助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最后是倡办者们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推进武汉大学筹备的具体工作。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第一，着手草拟学校组织构架方案，“公推汤济武，担任草订内部组织法”［22］。第二，酝酿聘任校长，“校长一席，闻有于张仲炘、姚晋圻、时象晋、饶菽光四人中择聘之说，并闻姚最为有望”［27］。第三，开始寻求米捐公股之外的资金渠道，所瞄准的是鄂省商民自集川粤汉铁路商股的余款，但据闻“该路欵多被经手人刘鹄臣吞没，与著名官绅数蒙朋分，所剩仅数万元”［28］。第四，开始思考办学规模与学科设置等问题，1914年有报道称汤总长提出的办学规模是循序渐进，“仅允试办一堂（四十人），俟著成效，方可推广”［21］；1915年则有“将文、法、师、农、工、商、矿各科同时并设”［28］之说。第五，提及设立或开办时间，依据1914年6月教育部的部署，“本年下学期，湖北应设武汉大学”［29］；1915年春有报道又称“开办期至迟总在今年上学期”［28］。

总之，这一时期的倡办者们为了办成武汉大学，的确付出了巨大努力，其结果虽然没有完全如愿以偿，但最终却取得了一大实实在在的阶段性成果，即促成了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的诞生。

（三） 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的成立

据汪济舟校长追忆，作为武汉大学之基础先期开办商业专门学校这一建议最初是由王运孚提出来的，“迁延至于五年，王君铁公虑事久悬或废，乃集同人商榷，先设商业专校以为武汉大学基础，议成遂公请教育部开办”［17］（P29）。按照汪济舟校长的追忆，王运孚提出先设商业专门学校建议的时间为1916年；但经查文献史料，实际上教育部在1915年9月22日即有正式批文，同意武汉大学筹备处提出的先设商业专门学校的方案。

教育部批文的主要内容为：“据武汉大学筹备处详称，武汉大学筹备之始，经由鄂省京内外士绅公议，指定鄂省川粤汉铁路公股息款，作为开办及常年经费。查此次交通部呈准储本还息之欵，每年仅得六万七千余元，不敷设立大学之用。拟请由部体察情形，先行开办商业专门学校，作为国立。”就是说，经交通部核查的前此所称80余万两鄂省川粤汉铁路公股款项产生的息金为每年6.7万余元，不敷设立大学之用，故报请以国立形式先行开办商业专门学校。教育部的批示为“应予照准”；但同时也表示“地方公共事业，固当统筹兼顾”［30］。亦即表示6.7万余元并非全部拨充武汉大学常年经费。1916年底，教育部再次批文予以回复，表示此款息金“近三年内每年分拨通志局三万元”，供其编纂通志之用；加上其他公共项目支出，所剩已不太多了，于是决定“兹拟每年拨付息金二万六千元，以为该校常年经费”［31］。也就是说，每年能拨付给拟办武汉大学的经费只有2.6万元了。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这点经费已相当之少了，即令与1909年拨给两湖师范学堂的5万元，乃至1911年拨给方言学堂的5.64万元相比，也相差一半左右之遥；更不用说与北京同类高校相比了，如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经费为16.5万元，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为11.15万元，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8.7万元等［32］。2.6万元经费确实不敷设立大学之用。

看来正是碍于经费不足，故武汉大学的倡办者才议定先设商业专门学校，并获得教育部的正式批准。此后时隔约四个来月，经在京鄂绅王璟芳、杨汝梅等人推荐，留学日本早稻田专门部政治经济科的汪济舟被教育部正式任命为校长；校址由省政府以武昌三道街前存古学堂旧址拨充；校名由教育部定为武昌商业专门学校。这样，经过教育部正式批准后约一年时间的精心准备，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就于1916年9月正式成立了。

从王韬庵提出设立武汉大学，到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的成立，历时五年时间，武汉大学倡办者们的艰辛努力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也可算是不负所望、小有成效了。但是，对于武汉大学倡办者们来说，先行开办商业专门学校“尚属妥协”［30］，绝非他们的本意与初衷。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开办商业专门学校的目的只是为了给拟筹办的武汉大学奠定基础，即所谓“议定先行开办商业专门学校，以树基础”［33］；“先设商业专校以为武汉大学基础”［17］（P29）。商业专门学校成立后，武汉大学筹备处作为一个专门负责武汉大学筹办工作的独立组织机构仍然一直予以保留；有所不同的是“将前武汉大学筹备处附于商校之内，即以商校校长兼充处长”［34］。但这一模式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因操作者们感到校长兼任处长不太顺畅，于是提议“依旧仍以原处长周棠接充，以资熟手而利进行”，这一提议获得教育部批准［35］。在武汉大学筹办过程中，倡办者们对于建立武汉大学始终充满坚定的信心与美好的期待。汪济舟校长在追忆中曾情深意重地呼吁：“诸君倘肯赞襄初议、时赐教言乎，武汉大学容有成立之日也，是固济舟所深望也。”［17］（P29）汪校长的深望，终因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的诞生而成为现实。

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开办之后，由于前此积极推进和实际主持武汉大学筹办工作的汤化龙不再担任教育总长职务并于1918年不幸遇刺身亡，因而身为北洋政府鄂籍要员的黎元洪从原本就积极支持武汉大学倡办的幕后一跃而登上了前台，成为继汤化龙之后武汉大学筹办的有力推动者与实际主持人，将武汉大学的筹办工作带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 黎元洪的早期介入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俗称“黎黄陂”，早年追随张之洞训练湖北新军。说来也巧，1898年，他还与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人士有过一段共赴日本考察的经历。是年春，受张之洞派遣，他参加了由自强学堂总稽察姚锡光带队，并由自强学堂瞿世瑛任日文翻译组成的考察团，赴日本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重点考察的是教育和武备［36］（P17）。

作为深得孙中山赞誉的“民国首义第一伟人”，历史的机缘让黎元洪在民国初年各派力量折冲樽俎的政治博弈中三任副总统、二任大总统。虽然堪称位高权重，但在那个军阀当道的年代，他却饱受军阀钳制困扰，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以致后期心灰意冷，政治热情不再。不过，对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却始终满怀激情，尤其对于辛亥革命志士倡办武汉大学，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开办前，汤化龙是武汉大学筹办的积极推动者与实际主持人；此时黎元洪所扮演的则是充当幕后的积极配合者与最有力的支持者的角色，正如他在第一次卸任大总统后，有媒体在报道中所称的那样：“汤济武在教育总长任内，主倡武汉大学一所；赞助最力者，为前大总统黎宋卿。”［37］

从现有文献史料来看，大抵从1915年开始，在有关武汉大学筹办的报道中就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黎元洪的名字，而且由于他位高权重而通常被置于首位予以报道。如在教育部决定开办武汉大学并派秘书毕惠康赴鄂调查相关筹备事宜时，即有报道称：“黎副总统前与汤化龙、周树模、夏寿康、饶汉祥诸显者发起筹办武汉大学校，以为首义纪念”，毕秘书调查后最终采取怎样的行动“须俟毕秘书回都禀复汤总长与黎公商办”［28］。很明显，黎元洪是幕后的重要支持者，如何筹办武汉大学是需要与他商定的，也就是说，他不仅是倡办武汉大学的重要支持者，而且是主要决策者之一；同时，他与诸位达官显贵共同“发起”，也是倡办武汉大学的一位早期发起人。

（二） 坚持续办的大致过程与骨干成员

从时间上看，黎元洪成为坚持续办武汉大学的最主要推动者及实际主持人，大约是从1917年开始的。这一年，黎元洪经历了人生的一大转折，即在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任上，与时任国务总理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结果招致驱逐，被迫退隐津门。自此开始约五年时间，受企业盈利的巨大鼓舞，他转而全身投入实业领域，表示自己“只能作一平民的实业家”［38］。举办实业之余，由于他越来越具备经济实力，也似乎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因而他不忘其一直热心的教育事业，开始了继续推进武汉大学筹办的工作。

黎元洪主持筹办武汉大学，缘自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湖北教育事业的热心关注与深刻认识。他曾说过：“欲国家富厚，莫如振兴实业；欲社会改良，莫如扩充教育。美国之富，日本之强，推其由来，统基于此。”“武昌居天下之中，以地理便利言，以时势需要言，纵有十专门学校，亦不为多。”［39］

他积极推进的武汉大学的筹备工作，自1919年起进入高潮期。据当年媒体报道：“黎黄陂自卸职以来，于政治方面极抱冷静态度，迩来对于教育极其热心”，“决定年终与鄂当道商议武汉大学急进方法”［40］。看来此时他的心态已从政治阴霾中调整过来，对于筹办武汉大学已较为急迫。1920年更有报道称：“记者昨晤第一师范旅行京津之涂谷卿氏，据其与黎黄陂之谈话，黎氏对于武汉大学非常热心。黎云：鄙人自解甲以来，无日不从事于实业、教育两途，亦无日不思从湖北着手。故一年以来，对于武汉大学非常留意。”［18］这些报道，记述了他对筹办武汉大学的急切心情与热心程度。

世事多舛，1922年北洋政府发生重大变故，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吁请黎元洪复职大总统，又将黎元洪拉入政治漩涡中心，直到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大总统，黎元洪的政治梦才彻底破灭，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东渡日本暂居。因此，1922、1923这两年，他筹办武汉大学的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1924年从日本回国后，他不忘初心，重新开启武汉大学的筹办工作。“黎黄陂由日回国后，屡次表示对于政局不愿与闻”，看来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创伤，他已身心俱疲，对政治已彻底死心。“近与饶汉祥、金永炎等讨论进行武汉大学办法，准备同饶、金两氏回鄂，将武汉大学组织成立。”［41］看来，他对筹办武汉大学始终眷念不舍，一旦政治失意，在打理实业之余，就着手推进武汉大学的筹办工作。

然而就在此后不久，却传出了武汉大学“兴办无望”的消息。1924年6月17日，有报道称：“黎氏对外之表示，颇愿投资于实业，至办理教育一层，尚未言及自行筹款办学之说。盖黎氏不肯出此巨资办一大学，固属重要原因；而黎之食客，并无教育专家。前任副总统时，曾有金某劝令筹办武汉大学，黎氏已出资万元，学校因未成立，款项亦已飞出。此次外方所传，仍系金某之空气作用，但恐黎氏有前车之鉴，未必从其私衷云。”［42］这则消息实际上透露出黎元洪即将放弃武汉大学筹办的若干重要信息：第一，比起举办教育来，黎氏更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第二，他手下并无教育专家，意味着他不会贸然冒险进行此项投资；第三，他之前任副总统时，受“金某”即黎氏同乡幕僚金永炎劝励筹办武汉大学，并实际出资万元，结果事未成而钱款却已不翼而飞；第四，近期关于他捐资办学的传闻，乃系金氏凭空捏造，意味着并非黎氏本意；第五，黎氏有前车之鉴，决不会再受骗上当，满足金氏私欲。这则消息的来源，据称是由“黎之亲信鄂友某君”所透露，其可信度既值得怀疑，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自1924年下半年后，黎元洪筹办武汉大学的音讯也就戛然而止了。

在黎元洪推动和主持筹办武汉大学的整个过程中，除黎元洪本人外，还有几位尽力协助和积极参与武汉大学筹办工作的骨干成员，主要有哈汉章、饶汉祥、刘凤章等。

哈汉章是黎元洪的重要幕僚与忠实追随者，大约从1919年开始，他受黎元洪之托，成为武汉大学筹办的具体操作者与实际执行人。“黎前总统原有在武昌设立武汉大学校之计画，由哈汉章筹备一切。”［43］饶汉祥也是黎元洪的重要幕僚，曾任湖北民政长（省长），他在任湖北民政长时即已成为倡办武汉大学的重要成员，1919年冬被派往湖北督促与落实武汉大学的筹办工作。刘凤章是黎元洪的黄陂老乡，在武汉大学的筹办中重点负责与湖北督军王占元的联系，“八年初夏，黎黄陂鼎力筹划，并讬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刘凤章氏居中办理，数月以来，颇见端倪”［18］。

在黎元洪主持推进武汉大学筹办的过程中，还涉及多人参与其中开展一些相关工作。据称，1921年5月黎元洪“愿与回乡诸公如田文烈、周树模等共维之，武汉大学乃决办。黎遂命饶汉祥谋于京津；胡英初维持于鄂；而筹画一切内部，则由教育厅委傅华甫计画”［44］。这里提及五人，田文烈和周树模与黎元洪等回乡诸公共议决定维持筹办武汉大学；饶汉祥受命谋划于京津之间；胡英初负责在湖北进行维持；傅华甫是湖北省教育厅委派筹划武汉大学内部事务的具体负责人。这样也就相当于组建了一个筹办武汉大学的具体工作班子。

（三） 筹办的主要工作

黎元洪主持武汉大学筹办期间，主要围绕下列事项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第一，物色校长人选。始于1919年，“第一任校长，大约即以哈汉章任之”［43］。起先多数报道均称校长人选为哈汉章；但后来则几乎异口同声地改称“校长一席，黎颇属意于饶汉祥”［45］。

第二，预定开办时间。1919年称“预定明年三月间筹备完竣”［43］。1920年称“武汉大学之成立，当不出九年（指民国九年，即1920年）后也”［18］。

第三，选择校址。1920年3月开始出现校址选择的信息，原方案为将武昌两湖书院旧址作为该校校址，“黎氏拟定两湖书院为该校校址”［46］，但当时该地被北洋第二师所占驻。后又传出在南湖另谋校址，以及校址选在汉口中学、湖北甲种农业学校旧址、汉口武德学院或中德学院等多种说法，校址选择似乎始终成为纠结无果的一大难题，“该校地点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因从前指定地点，多不适宜，拟在武昌建筑校舍”［47］。最后，实在难以落实具体地点，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方位，即将校址选定在武昌。

第四，筹措经费。这是武汉大学筹办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大抵经历了两个时段、两种模式选择的筹款经历。

第一时段发生在1920年之前，大抵选择的是以争取资助为主的资金筹措模式。此时所试图争取的是两部分资金：一是京汉铁路商股退捐余款，这是中国早期所建的第一条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在建设过程中招募商股退捐后所剩的余款，数额据称为30万元；二是交通部所拨汉粤川铁路鄂省米捐公股款项，也就是王韬庵、汤化龙时期极力争取的那部分资金，数额为80万元。这一请求是1919年提出的，具体内容为“以京汉铁路余款三十万元充作基金，又拨米厘捐银八十万元。所有不足之处，由黎氏捐助”［43］。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争取到京汉铁路商股退捐余款和汉粤川铁路鄂省米捐公股款项，将这两部分资金充作武汉大学的基本金，从实际结果看，这一努力最终并未成功。

第二时段从1920年开始，大抵选择的是基本立足自筹的资金筹措模式。倡办者们在争取资金资助未果的情况下，改用了资金自筹的方式。自筹的形式基本上为捐赠，包括黎元洪自己捐款，托请鄂省当局赞助，以及动用人脉关系和政治影响向他人募捐。其中黎元洪自己捐赠的最大一笔款项为10万元；在黎元洪的带头和动员下，1920-1924年间共获捐款33万元，详见表1。

表1 1920-1924年间武汉大学筹备基金捐款一览

（四） 校名变更传闻与黎公子给国立武汉大学的捐赠

正值黎元洪在1921年轰轰烈烈筹办武汉大学之时，一度传出校名已做变更的消息，称“黎黄陂在湖北所筹办之武汉大学，因名称狭隘，现已改为江汉大学”［47］。

武汉历史上的确开办过江汉大学，它于1912年由辛亥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人所创立。当时黎元洪正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领鄂督之职，该校实际上是“由黎副总统批准立案”建立起来的［48］。1913年宋教仁惨遭暗杀后，该校为袁世凯政府所不容而于当年底被强行解散。也就是说，此时的江汉大学已不复存在，以至整个民国时期该校也不曾恢复。媒体所传黎元洪将原拟筹办的武汉大学更名为江汉大学倘若属实，那么他似乎也并非要赓续前缘，恢复前此经他之手开办过的江汉大学。因为果若如此，那么他必会做出相应的交代与说明；否则只能理解为他只是要启用江汉大学这一校名而重新创办一所新的大学。

然而，遍查文献史料，1921年要将紧锣密鼓筹办中的武汉大学更名为江汉大学的传闻，仅来自极少数媒体的报道，不曾见到黎元洪本人的直接表态。也就是说，更名传闻是否真实反映黎元洪的想法尚属两说。总体上看，黎元洪在筹办武汉大学的整个过程中，他所始终衷情使用的校名仍然是“武汉大学”；即令传闻黎元洪变更校名的1921年，也实际上正是黎元洪“筹备武汉大学之急进”［49］的时期。因而，所谓黎元洪将筹办中的武汉大学更名为江汉大学，仅仅只是1921年间极少数媒体的一个短暂传闻而已。与此传闻密切相关，一个意外的惊喜在十余年之后降临于国立武汉大学，即黎元洪之子遵从其父遗嘱而给国立武汉大学捐款建造了一座颇为时髦壮观的现代体育馆。

1934年3月，黎元洪之子黎绍基携其弟黎绍业致信国立武汉大学，称“先君在世，鉴于武汉最高学府之缺乏，曾拟创办江汉大学于武昌，收容有志求学之士以期造就。筹款十万元，购中兴煤矿公司股票一千股（计十万元）作为基金。遭时多故，事未竟而先君弃世。绍基等于先君遗志，不敢辄忘，每思继作，而力感不足。贵校创办以来，惨淡经营，成绩昭著。拟将此项基金转移贵校，用以培植人才，藉了先君心愿。”［50］黎公子的致信立即得到国立武汉大学的积极回应，经双方商定，这笔捐款最终在珞珈山校园内建造了一座以黎元洪之字命名的“宋卿体育馆”。

值得注意的是，黎公子信中所称其父曾拟创办的江汉大学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短暂传闻黎元洪将筹办中的武汉大学加以改名所称之江汉大学。黎元洪长子黎绍基于1920-1923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于1921年8月受父母之命回国结婚，而此时正是流出黎元洪将筹办中的武汉大学更名为江汉大学传闻的时段，江汉大学名称应该在他脑海里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于1923年归国后旋即进入南开大学，直至1927年毕业，而在他尚未毕业之前，约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黎元洪筹办大学的消息即告中止而不再出现。因此，留在黎绍基记忆中最多的可能还是1921年媒体所称其父拟创办江汉大学。

黎公子所称筹款10万元也极有可能就是前文有所述及、当时媒体报道中所称之“黎公黄陂现捐款十万元”［49］。首先，从数量上看，遍查黎元洪筹办大学的所有文献史料，他自己“捐款”最大的一笔数额也就只有这10万元的记载。也就是说，从数量上看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其次，从时间上看，前述媒体报道中所称捐款10万元的时间为1921年，也正是传闻中黎元洪将拟筹办的武汉大学更名为江汉大学之时。也就是说，在时间上二者也完全吻合。再次，从捐款用途上看，在黎元洪捐款10万元的那篇报道中，非常明确地表示这笔款项是拟用于“急进”筹备中的武汉大学的，黎公子最终将之捐赠给了国立武汉大学，在用途上与其父的遗愿正相符合。总之，黎公子遵从其父遗嘱将10万元捐赠国立武汉大学建造体育馆，对于武汉大学而言，虽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与圆满完美的结局。

从英美传教士率先使用“Wuhan University”校名，到辛亥革命志士首倡“设立武汉大学”，再到北洋政府鄂籍要员黎元洪等积极筹办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校名在国立武汉大学正式建立前即已由他们先期提出并反复使用，同时还经他们的艰辛努力而为尔后国立武汉大学的建立和建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倡办者们深谙“武汉大学”的深邃内涵与深远价值，始终矢志不渝，奋楫逐梦，他们重教兴学、锲而不舍的践行努力与奋斗精神，值得我们倍加尊崇、永志不忘，激励我们踔厉奋发，赓续前行。